帆布包

　　年少無知的恣意放縱：
　　海口年輕吸毒小伙渴望新生
　　本報訊 昏暗的房間空蕩盪的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，甚至是一盞照明的燈。從幾副破舊的碗筷中，就能看出，家裡的人口不多。年逾50的孫大姐站在門口搓著手很拘謹，一直念著“不好意思。”
　　然而，“貧窮”並不是最讓孫大姐最難受的字眼。大兒子阿新患精神分裂症喪失勞動能力，二兒子阿生沉迷於毒品，終日無所事事。孫大姐說，生活對她來說，就像是家裡漆黑的老房子——沒有一絲光亮。記者 徐一凡 文/圖
　　阿生的家裡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
　　說到兒子，阿生的媽媽淚流滿面
　　“你好！”“請坐！”單看阿生的行為和外表，很難將他和吸毒人員聯繫在一起。在他的話語中，充斥著無奈，然而這些卻被他的禮貌壓制著。阿生說，如今的惡果都是他年少無知時犯下的錯，他不怨別人。他也坦言，如果有重生的機會，他最想好好地疼一下母親，因為她真是太苦了。
　　2000年，孫大姐因承受不了丈夫的花心和暴力，結束了一段痛苦的婚姻。是年，阿生才12歲，在他心裡，家庭支離破碎，讓他無法排解心中的壓抑，便付諸厭學，終日和同村的混混玩耍。
　　過早的走進社會，讓阿生沾染上了不少陋習，在他人的引誘下，他接觸到了毒品。阿生感覺到毒品帶來的短暫歡愉，能讓他躲避生活的巨大壓力，也因此沉迷其中，越陷越深。
　　2003年，為了籌集賭資，阿生與朋友敲詐勒索路人，被警方逮捕後獲刑4年半。
　　城市邊緣的絕望吶喊：
　　我想像平常人一樣生活
　　“我想像平常人一樣的生活。”簡單的一句話里，有阿生對年少無知的悔恨和生活交付於他的酸楚。
　　在鐵窗的歲月里，阿生開始反省自己的任性：母親那麼累，我怎麼還讓她操心。想到這裡，阿生積極配合戒毒，並服從管教改掉了先前的陋習。
　　2007年，走出高牆的阿生迎著刺眼的陽光，在心底暗自發狠：要活出個樣子來。但這終究是心底單純的願望而已，很快社會的排斥和歧視，讓他心灰意冷。從2007年到2012年，阿生先後在北京、汕頭等地打工，每一次都是因為被警察盤查後，不得已換工作。
　　一朝犯案易，終身翻身難。阿生對新生活的渴望最終在社會的排斥中，被慢慢地澆滅。“很多人知道我曾有案底，有吸毒史後，就和我斷絕了來往，我在外打工沒有親人，更沒有朋友。”阿生說。
　　在外面找不到工作，阿生索性回到海南。但這顆漂泊的心，並沒有找到家的溫暖，而是更多擺在眼前的難題。大哥阿新突發精神分裂症喪失勞動能力，母親病弱的身體維繫著一家人貧窮的生活。
　　“你理解不了我的心有多累，因為曾經的案底，我要不停地換工作，又要想盡辦法掙錢養家。”阿生說，找不到排解的辦法，他最終又向毒品妥協。“那種短暫的快樂，讓我忘記了自己的處境，清醒之後又很後悔，我想我要是像那些因為吸毒死去的朋友一樣就好了，死了一了百了，多好。”阿生一陣苦笑後，話鋒一轉，“可我又放不下，我的哥哥沒有人照顧，我的母親體弱多病。”
　　“也許我不是一個稱職的母親，但我已經盡我最大的努力。”這位沒有文化的農村婦女有著一種倔強讓人敬佩，但除去“母親”的頭銜，孫大姐也是一個苦難的女人，讓人心生憐惜。
　　孫大姐每天要6點鐘起床，大概騎電單車需要一個半小時，才能到達上班的地方。
　　每個月一千出頭的工資，要應付一家人的開銷還有老大的醫療費，這讓孫大姐對自己格外的“摳門”，常年的勞作讓她患上了水腫和腰間盤突出，每到疼得忍不了時，就吃幾片便宜的止痛藥。
　　孫大姐很少和工友說起自己的家庭情況，“我不需要別人的同情和可憐，這些只會讓我更難受，我自己有一雙手。”孫大姐突然提高了聲調，“阿生和我說他想戒毒，要是阿生能戒毒成功，再娶上個過日子的好媳婦，我就沒什麼奢求的了。”　　（原標題：海口年輕吸毒小伙渴望新生）